保錚院士：以人為本關鍵是建設優秀的教師隊伍
他有傳奇的人生經歷，青年時代跟隨畢德顯院士從大連來到學校；“文革”結束之后，在封閉風氣仍很濃厚的西電，他是學校第一個擔任系主任的知識分子；知天命之年，他曾主動從副校長崗位退下來，潛心學術；兩年之后，他復出擔任校長，通過拓寬學科面，倡導教學與科研并重，把學校帶入快速發展之路——他就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保錚教授。
從1984年到1992年的八年間，保錚教授擔任西北電訊工程學院院長、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校長，這一階段，正值中國高等教育沐浴改革開放的春風，步入快速提升和發展之路的黃金時期。2009年5月22日，在新科技樓寬敞明亮的辦公室里，年過八旬的保錚院士，接受了《西電科大報》的專題采訪，深情向我們回顧了他在擔任校長期間學校發展過程中的點點滴滴。
保錚院士：“以人為本”在高校關鍵是建設一支優秀的教師隊伍
■ 采訪/撰稿 強建周 秦 明 吳秀霞
中國科學院 保錚院士
“朱仕樸說不對，他說不是讓我去當系副主任，是叫我去當系主任。我說主任不是人家鄧超嗎？他說，我們決定鄧超當副主任，你去當主任！就這樣，我從教研室副主任變成了系主任。”
西電科大報：從1984年到1992年，您出任學校院長、校長（1988年學校由西北電訊工程學院改名為西安電子科技大學），請給我們講講您的這段人生經歷。
保錚：關于這個話題，我想講的稍微更早一點。我的情況大概是這樣的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，我的行政職務是教研室副主任；文革期間，被打成“反動學術權威”，關進牛棚；改革開放之后，恢復了正常的教學秩序，我還是當教研室的副主任。
西電原來是一所部隊院校，那時知識分子能夠當得最大的“官”，就是教研室副主任了，院、系一級的領導，都是老干部，文革之前都是這樣。到了文革以后，改革開放，學校也已從部隊轉到地方上，情況開始有所改變。
1979年秋，我當時還是教研室的副主任，時任學院黨委書記的朱仕樸同志找我談話，叫我到系里去工作。我說自己沒經驗，一直推辭不去。后來他說，黨委都研究過了，你還是要去。我這個人，組織的決定還是服從的，后來也就同意了，打算去協助系主任鄧超同志的工作。
朱書記說不對，他說不是讓我去當系里的副主任，是叫我去當系主任。我說主任不是人家鄧超同志嗎？他說，我們決定鄧超當副主任，你去當主任！就這樣，我從教研室副主任變成了系主任，鄧超同志則由系主任變成副主任。系領導還有黨總支書記蔣炳煌同志，我主要抓教學和科研，其它工作都是他們兩位承擔。我沒有經驗，但我們配合得很好。
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，當時學校對落實知識分子政策還是很認真的。那個時候，在西電知識分子當系主任的，我算是第一個，后來又陸續增加了一些。
西電科大報：聽說您在后來正式出任院長之前，還當過兩年的副院長，中間又退了下來，有這回事情嗎？
保錚：有的。1980年10月，我在外地開了幾個會后，來到南京14所參加一個關于遠望號雷達的鑒定會，去了以后，人家把我的職務填成了副院長。我說我不是副院長，我是系主任呀。實際上，電子部當時已經對外公開了這個任命，可我還不知道。
這一年秋，落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，學校的領導班子作了調整，共有三位知識分子走上了副院長崗位，胡征、王一平還有我。讓我當副院長，沒有征求過我的意見，就這樣宣布了，我也就服從組織決定當上了副院長。
到1982年，當時強調領導班子“革命化、年輕化、專業化”，學校的領導班子又作了調整，一批老干部從校領導崗位退了下來。那時候我也提出來不再當學校領導。當然，我不是因為年齡原因，我才五十多一點。那時我想，文化大革命耽誤了太多時間，學術上已經落后太遠，所以我想集中時間在業務上補補課，今后能真正做點工作。我的老師畢德顯支持我的這一想法。后來孫俊人老師也同意了，他當時是電子部的副部長，分管教育。
當年，上級領導來宣布新的領導班子的時候，同意了我的請求，同時說要在大會上講一講這個情況。因為好像一個年輕領導干部應該是犯錯誤了才下來。我說最好不講，不過上級領導在大會上還是講了。
我退下來，部里領導還是支持我的。其實那個時侯這樣的事情并不鮮見，報紙上整天都在宣傳干部要能上能下。
西電科大報：從領導崗位退下來一心致力于學術，那您又是怎么重新當上了院長？有什么樣的時代大背景？
保錚：實際上，1982年我從副院長崗位退下來的時候，組織上曾經和我講過這個話，你現在要下來可以，估計以后還可能讓你上去。我說以后的話以后再說。
1984年，部里要在校內挑選一個院長，傳說的條件是：最好五十多歲，還要是博士生導師。這不就是說我么？學校當時就兩個博士生導師，胡征教授和我，胡征教授年齡超了。組織上要我當院長的時候，一開始我是不敢承擔的。我當時想，西軍電這個學校，過去有光榮傳統，影響也很大，按照我的能力來當院長，有點不太適合。后來，歐陽文副部長找我談話，說這是組織經過認真討論決定的，鼓勵我要勇于承擔。既然領導這么決定了，那我也只好服從。
那時候還有這樣一個情況，前院長杜義龍同志一再提出來不當院長，在我面前就說過好幾次。他總覺得別的學校的領導都是知識分子，自己是老干部，雖是高工班畢業的，總覺得自己和當時社會的大環境不適應。
前面提到了，這個時期中央對干部提出了“三化”，除了革命化，就是年輕化、專業化，提的比較高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也就勉為其難，來當這個院長。不過我知道自己的缺陷，我這個人比較主觀，性子也急；不過呢，我也比較敢干。你要叫我干，除非我不干，否則我還是敢干的。
西電科大報：上任之初，擺在您面前的困難是什么？
保錚：上任后我也意識到了，像我這種情況，干起來也確實有一定的難處。改革開放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、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是中央決定的。但要在具體單位貫徹執行還有不少問題，首先要統一各級領導的認識。那時候處長、系主任基本上還是老干部，不像現在，都專業化了。當然，我的意思不是說老干部不好，他們都是很不錯的。我的意思是說，他們更習慣部隊的管理方式，對開放型的辦學不習慣。這些老干部，在過去都是我的老上級。我在部隊是大尉、副營級，他們都是校官，級別都比我高。面對老上級，開展工作有難處。
另外，我們學校的傳統是知識分子不當官，現在叫我到領導崗位上去，確實我有難處。
西電科大報：學校當時的情況怎么樣，有什么優勢和劣勢？
保錚：西軍電確實還是有點名氣的，作為一所部隊院校，它有優點也有缺點。
優點是，學校是在部隊里、在戰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，雖然轉業有幾年了，但那些革命的優良傳統還在。比如說為人民服務的意識，較強的紀律性和艱苦樸素精神等等。這些傳統，現在在我們西電還起作用。
同時，部隊院校也有明顯的缺點，那就是封閉。那個時代，我們國家一直是封閉的。國家封閉，高等院校也封閉，部隊的院校就更封閉。這種封閉表現在：部隊強調垂直領導，學校跟外界很少聯系，和地方幾乎是隔絕的，即便跟電子部和同在西安市的高校也是沒有來往，只接受通信兵部領導。由于業務需要，與有關部隊和國防電子廠、所有些來往。
西電科大報：您剛才提到西軍電還是有點名氣的，這個名氣來自哪里？
保錚：西軍電的名氣，在文革前主要是在部隊系統，西軍電長期以來為部隊培養了大量干部。另外和一些國防電子廠、所也有一些聯系。我們學校搞通信、雷達在全國是最早的。作為我們黨親手締造的第一所工程技術學校，國家對學校是很重視的。早在張家口的時候，毛主席、朱總司令就親自為學校題過詞，多位元帥都曾親臨學校視察和指導工作。1960年，學校被定為全國20所重點大學之一。
校領導班子里的老干部都很好，他們擁護改革開放和落實知識分子政策，勤于工作，勇于負責，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我工作上的不足。我們就是這樣，團結一致，一點一點地打開了局面，把尊重知識、尊重人才，按照教育規律辦學的理念，逐漸在學校樹立起來了。
西電科大報：我們知道，您和您的老師畢德顯都是從大連工學院（現為大連理工大學）調過來的，請給我們回憶一下這段歷史。
保錚：這件事大約是1951年決定，1952年初正式調過來的。當時我還是學生，具體情況也是聽來的，可能不完全準確。
當時是抗美援朝時期，現代化戰爭需要雷達，部隊要培養雷達方面的技術人才，急需開辦雷達專業。當時部隊里沒有合適的人選，不知怎么就提到了畢德顯。說畢德顯在美國八年并在RCA無線電公司工作過，搞過微波，懂雷達。
部隊當然不能直接去找畢德顯。他們就給周總理匯報，說部隊里需要懂雷達的人。周總理就問，在我們國家哪里有這樣的人？他們就提到了畢德顯。周總理問了問畢德顯的情況，說那好，就把畢德顯調到部隊里來。周總理又補充說，光調畢德顯一個人還不能起作用吧？是不是把他這個單位整個調過來？就這樣，就把大連大學工學院的電訊系，連教師、學生和儀器設備，都搬到了張家口軍委工校（我校前身）。
西電科大報：畢德顯的加入，對當時的學校產生了什么樣的改變？
保錚：大連工學院電訊系的整體并入，對于原軍委工校產生的變化很大。
因為軍委工校建立之初，雖然從全國搜羅了一批專業人才，但專業人才還是比較少，因為那時許多知識分子對共產黨還缺乏認識。這些人中，有一批1949年剛剛畢業的大學生，比如像蔡希堯同志等；另外，也請了一批老的教師，比如像金有巽教授等。他們中的很多人水平不錯，但多數人畢竟是剛畢業，或剛參加工作不久，也沒有形成團隊。
畢德顯從大連帶過來的就不一樣了，是一個比較完整且水平較高的教學班子。在這批教師中間，從美國留學回來的就有4位，畢德顯、吳鴻適、胡征和周光耀，其他還有相當多的教授、副教授和講師。這些人到了張家口以后，學校教師隊伍的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，專業人才得到充實。
西電科大報：除了畢德顯率師生加盟外，當時還有其他的力量補充到學校來么？
保錚：這個時期，也就是1951、1952年的時候，學校不斷從外面吸收了很多人。比如像吳萬春、樊昌信同志等，就是從北京大學畢業分配來的；葉尚輝、謝希仁、汪茂光同志等，是從清華大學畢業分配來的，他們都是高材生。
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，學校已經搬到了西安，發展得也很不錯。不過和陳賡大將抓的哈軍工相比，實力明顯較弱。這時候，中央組織部認為還是應該加強西軍電教師隊伍，就從地方院校調了一批講師以上、業務能力比較強的人，充實到學校的教師隊伍中，大約有60多位。如像肖國鎮、陳開周同志等，就是這樣的情況。
可見，黨和國家對我們學校的發展還是很重視的。所以在文革之前，由于中央重視，學校還是有比較好的基礎。
西電科大報：當時全國有20所重點院校，其中就有西軍電，您如何看待？
保錚：確實是這樣。前面已提到，在1960年全國20所重點高校中，部隊院校有3所，西軍電就是其中之一。現在我們經常說這個事情，其實這并不代表當時學校的水平。計劃經濟時代嘛，這個稱號是由上面指定的，主要是看單位對國家的重要性，不是靠學校的水平。
當然，學校也是有一定實力的。一方面中央領導比較重視學校，不斷通過行政指令調人，學校的師資隊伍還是不錯的；另一方面，上級撥款也很多，經費比較充足。
西電科大報：在計劃經濟時代辦學，部隊院校在調人這些事情上很方便，在教育教學方面還存在哪些不足之處？
保錚：當時基本是按照管理部隊方式來管理學校。校領導級別很高，都是少將、中將，帶兵打仗肯定在行，不過在高等教育方面確實不是很內行。怎么按照教育規律辦事，還比較欠缺，所以也做了不少蠢事。比如1958年的教學改革，就批判過牛頓、麥克斯威爾，搞得很亂。當時還提出“拔白旗”，畢德顯、蔡希堯同志等一批教學上起骨干作用的專家都靠邊站了。
那個時侯提的口號，現在就很難想象。比如當時提出來，如“滿堂紅”，要求全班學生都得五分（當時實行的是五分制）。又如要求哪里有學生哪里就必須有教員，教員要圍繞學生轉，不叫一個階級兄弟掉隊。管理上也是很死的，教研室主任每天晚上都要去辦公室，檢查教師是否在備課，連到圖書館都要去請假。
部隊的紀律性強是好事，不過用它來管理教學是不行的。學術要求自由，因人而異，不能夠被統得那么死。后來，我當上院長后就提出：管理上要從嚴，但教學上要搞活。因此，那些諸如晚上必須去辦公室、晚上必須按時熄燈的政策，我都把它廢掉了。
西電科大報：您是怎樣一步步改變上面提到的情況呢？
保錚：上面已經提到，學校當時的管理很死、很封閉。那怎么改變這個狀況，同時又保持優良的傳統呢？那時候學校黨委書記是丁開政同志，副書記是井連庚同志，還有副院長蔣炳煌同志，他們三位都是老干部，我依靠他們比較多，他們對我的支持也很大，鼓勵我放手工作。當時我們認為學校既然“下海”了（指從部隊轉業到地方），就要學會在海里游泳，要按地方大學的方式來做。把管理過死的做法都廢除，提出“管理從嚴，教學搞活”。當時雖然將不少知識分子提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，但老干部還是主要的，如何處理好其間的關系是很關鍵的。舉幾件小事說說。
一是工資。以前學校一律按照行政級別拿工資的時候，我沒有老干部拿得多，更沒有院領導拿得多。改革開放后，教師按高教級別，我的工資排到好多老干部前面去了，一下子工資比他們高了好幾級。不過他們都非常通情達理，不計較。
二是住房。那時候學校開始蓋新宿舍。為了落實知識分子政策，分新房子的時候，我提出先給教授分，老干部稍微晚一點。這個政策蔣炳煌給系、處領導講的時候，下面拍案而起的都有，說你們要不要老干部？蔣炳煌也厲害，你拍桌子，他也拍桌子，還質問對方，作為老干部，難道這點照顧知識分子的政策都不懂嗎？
住房的問題之所以這樣決定，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考慮。一則老干部的住房條件本來就好些，一般住的是三間套，而教授、副教授原來的條件就差一些，給他們分房子無非是為他們在生活上創造好一點的條件；二則不是不給老干部分房子，只是晚一些罷了，無非是個先后的問題，樓還是要繼續建的。
面對工作中有不同看法時，校領導班子里的老干部都很好。到了后來，開會宣布某些敏感的知識分子政策時，他們經常叫我不要說，他們來說，這其實是在保護我。我們就是這樣，團結一致，一點一點地打開了局面，慢慢地把尊重知識、尊重人才，按照教學規律辦學的理念，逐漸在學校樹立起來了。
在西軍電時期，學校主要工作是培養學生、抓教學。我上任以后，提出要抓科研，甚至提出教學與科研并重；我們做的工作——把專業面拓展，把科研工作抓起來——到后來都有了較好的成效。
我在當校長期間，給自己立了個規矩，我說我不能離開教學，每年必須上一門課，這一直堅持到我離任之后。
西電科大報：為了快速提升學校水平，當上校長之后，您當時都采取了哪些措施？
保錚：如何把學校搞上去，確實很難，好在學校的基礎還比較好。我們采取了如下措施：
一是跟上形勢招收研究生。改革開放以后，高校開始招收研究生，博士、碩士點的建立要由全國學位委員會評審通過。八十年代初期，學校只有兩個博士導師，胡征教授和我。博士點只有通信與電子系統學科這一個。一直到1986年，葉尚輝教授拿到機械學科的博士點，同時又增加了電路、信號與系統的博士點。這樣學校的博士點才增加到了三個。我們把博士點建設放在重要地位，通過它來提高學科水平。此后，我校博士點數有了較快的增加，一些學科的水平也得到了相應提高。
二是把學科面適當展寬。當時我們意識到，我校的電子學科領域，在國內高校里有一定優勢，不過學校的學科面太窄了。我們就想把學科面適當展寬。當然要像綜合性大學那樣展得很寬，是難以做到。怎么展寬？要選擇與電子關系密切的學科，如機械學的電子機械。要培養高水平的博士生，必須給他們打好基礎。數學、物理都要加強，特別是數學更要加強。所以我們的數學系成立比較早。后來，物理學科也成立了系，并都較早地建立了博士點。
三是抓教學的同時抓科研。在西軍電時期，學校主要工作是培養學生、抓教學。我上任以后，提出要抓科研，號召教師不能光搞教學，教學以外還要搞科研，甚至提出教學科研并重。當時還沒有認識到提高科研水平本來就是高水平大學的任務之一。只是認為教師只有通過科研才能不斷提高學術水平，以及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。教師這兩個能力不高，怎能教出高水平的學生？
西電科大報：推行這些舉措的過程中，遇到阻力了嗎？
保錚：不久以后，就有人開始批判我們，說我們校領導有“三重三輕”：重科研輕教學，重理論輕實際，重專業輕基礎。這個帽子扣得是夠大的，而且是一些骨干提出的。
我就公開反對這種提法。這個帽子扣不到我腦袋上。我一直從事專業基礎課的教學，而且工作量很大，也得到學生們的好評。至于實踐，我參加工作前三年有一半的時間在實驗室工作，后來多次到研究所和工廠參加產品研制，解決了不少實際問題，得到那些單位的好評。我敢說我對教學和實際都是重視的。當然，如果說學校在某些課程上有不夠重視實際，這是可能的，應當改正。如果以此而概括西電的全貌，就有問題了。
實際上，他們的批評不符合學校全面的情況。如果說西軍電這個學校重理論、重科研，那么有影響的科研成果有多少？理論水平表現在哪里？實際情況有點反過來，我們的教師還比較重視實踐，許多教師到有關廠、所能夠解決一些實際問題，不過理論方面應該說是相當欠缺的。除了個別學科外，在一些學術刊物上很少見到我校教師發表的文章。我校教師編寫的教科書是比較多的，但專著很少。由于在理論成果方面的欠缺，影響了博士導師評審的通過。重視理論方面的研究，多出理論方面的成果，正是當時西電亟待解決的問題。
我們認為科研與教學、理論與實際、專業與基礎都要重視。根據當時學校的狀況，特別提出重視科研和重視理論基礎是非常必要的。我們做的工作——把專業面拓寬，把科研工作抓起來——到后來都有了較好的成效。應該說，后來3個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建立，為學校科研工作的長足進步起到了較大作用。
西電科大報：1985年正值全國高校教學改革之際，學校招收了一批免試的本科生，您對此怎么看？
保錚：我不主張免試。我總覺得當時高考的做法確實有問題，不過沒有更好的辦法代替。我認為所謂的推薦上大學，在當時社會風氣的條件下，第一年、第二年招生估計問題不大，可能還能按條件辦事招得比較好；再繼續這么搞下去，人家花樣就多了。所以。我不主張搞推薦免試入學。不過上面叫我們搞，那我們還得搞，只是強調要注重質量，抵制不正之風。
西電科大報：不得已而為之，或者有些措施明顯與當時的政策有出入，這樣的例子有嗎？
保錚：有的，比如捐資助學。八十年代的時候，畢業生的工作去向還是由組織分配，我們的畢業生比較受歡迎，不少用人單位爭著要，有的單位甚至提出來要給我們一些資助。在是否接受這種資助的問題上，有人有不同的意見了，說我們是在賣學生，他們還提出國家教委有文件，不準搞有償分配。
我說這怎么叫有償分配呢？我說這是兩回事。他資助我辦學，也是產學合作，我們在分配方面稍微有些傾斜，這也是應該的。因此我說，資助我們辦學的錢，我敢接受，就把這錢收了。收了以后，我叫財務處單獨設立賬目，說這是人家資助辦學的，只能作辦學用，不能用來發獎金。
總之，有好多事情，即便與上級要求有些不符合的，只要合理，我還是敢做的。紅頭文件太嚴格，有些事情管得太寬，根據實際情況適當改一改，我還是敢負這個責的。
類似的例子，還有就是關于工資調整的事情。有一次，人事處告訴我，上級下文件，要調整工資，其中有一條規定是，某年畢業的就可以調，晚一年的就不行。這個政策下來以后，學校里許多教師有意見。
那時候，大學基本上分為四年制和五年制兩類。一般大學是四年制，重點大學都是五年制。按照這個政策嚴格執行的結果是：同一年的高中畢業生，重點大學畢業的不能調，一般大學畢業的反而可以調。
我找人事處、財務處，問他們這樣合理不？他們說這不合理又有什么辦法？當時學校還有點錢，我說就用我們自己的錢發！他們說這個跟文件不符合，我說我來負責。后來也就這么調了。過了一年，上面又來了新的文件，和我們的作法一樣。
這是我們國家計劃經濟的產物，有些具體的事情，上面管得太死了。面對這些問題，我們自己不做點主也確實不行。只要本著怎樣把工作搞上去，我們還是要敢于自己做點主！
當然，這只是一些具體的小問題，是“個案”。在一些涉及全局的大問題上，只能根據上級的規定辦，不可能自行其事。
西電科大報：做這種事情，需要勇氣和魄力，更需要領導有一身正氣。當時社會環境怎么樣？學校自身的情況怎么樣？
保錚：我做校長期間，一心想把學校風氣搞正，不過有些問題上，限于環境和形勢也有真沒辦法的時候。
那時候社會上流行送禮，逢年過節得去火車站、民航、甚至是部里送禮，否則平時買票就難，辦事就難。下面辦事的同志就把這個情況反映到我這里，問我怎么辦？我考慮到，不讓他們送的話，今后事情會不好辦。我說有兩個原則：一是不能夠太過分，我們不要搞得比人家特殊；二是學校內部一定不能夠送，不許給校領導送，任何單位都不許相互送。
再比如在住房問題、水電費收取、暖氣費補貼等生活細節上，我都建議即便是校領導，也要照樣收，不搞補貼。我始終認為，在生活方面，學校領導千萬不要搞特殊，這些地方我們學校做得還比較好。
西電科大報：八十年代全國高校改革力度很大，涌現出了一批快速發展的學校。當時，我們除了在科研、教學上下功夫之外，還采取了哪些措施？
保錚：還有就是在教師隊伍建設方面，我們也做了一些工作。比如按照國家要求，派遣訪問學者出國等等；此外，我們選了一些苗子，就是從教師里面挑選一批人，進行特殊培養。我記得那個時候，曾經在講師當中挑選了8個年輕人，比如有梁昌洪、葛德彪等，進行重點培養。
關于教學，我再補充一點。西軍電對教學工作一直是很重視的。我在當校長期間，給自己立了個規矩，我說我不能離開教學，每年必須上一門課，這一直堅持到我離任之后。
一個教師怎么能夠講得比較深一些、比較透一些、比較活一些呢？楊振寧主張要有洞察力，所謂洞察力，就是你要能夠從復雜的表面現象看到事物的本質！教師要想做到深、透、活，就要通過科研，對問題深入鉆研，從而提高洞察力。
西電科大報：您擔任校長的八年間，感覺學校發展最大的困難是什么？
保錚：暫不講建設師資隊伍、提高學術水平等大問題。學校在維持正常運轉中的問題就不少。比如說我們在經費方面就非常困難。后來我也檢討，我有點保守了，不敢去銀行貸款。例如南區的地，我就沒敢買。我往部里跑得相當多，大多是為經費問題。拿大禮堂的修建來說，上面突然下文件，說大禮堂不能蓋了，可當時我們地基都已經挖了。我就去北京告訴部里，我們不是搞“政績工程”的樓、堂、館、所，學校確實需要這個禮堂，因為學校連開會的場所也沒有，總算把它給跑了下來。
還有，我們爭取到的幾個國家級重點實驗室也不容易。ISDN是國家重點實驗室，樊昌信教授花了很大力氣，是先成立的，靠的是世界銀行貸款。后來，國防科工委認為這些國家重點實驗室作用還是比較大，應該在國防科技方面也建立一些國防科技重點實驗室。
為此，國防科工委和國家計委商量，計委也同意了，不過按照老辦法，通過世界銀行貸款是做不到的，因此，只好自籌經費。就這樣，國防科工委通過逐步搞試點的方式，在航天、航空、艦船、兵器、電子等五個領域，各搞一個試點。電子方面的就定到我們這里了，這就是雷達信號處理國防科技重點實驗室。
因為沒有世界銀行貸款，國防科工委只能夠給我們儀器設備的費用，其它費用則需要主管單位負責。當時，國防科工委給了我們700萬儀器設備費，讓電子部也配套700萬解決場地問題。國防科工委支持力度很大，不但給足了700萬儀器設備費，其中300百多萬還是按美金給的 （當時外匯采取雙軌制，“外匯額度”是值錢的），不過電子部的經費很久沒有完全到位。
因此，我們的實驗室建設的人員和設備齊備以后，請國防科工委來驗收，他們不同意驗收，說要等我們的工作場地齊備后再驗收。就這樣，為了老科技樓的建設，我們只得不斷跑到北京去，跑了很多趟，非常難。最后，總算因為有這個重點實驗室在，終于把老科技樓建起來了。
我們學校在電子部的那幾年，確實很困難，經費很緊張；后來到了教育部，改善了好多。
學校隸屬電子部，在科研工作的開展方面卻是有很大優勢的，當時學校的科研項目許多來自電子部。因為一些主要的電子科研院所和企業也都屬于電子部，學校與它們的關系比較密切。當時，學校與國防科工委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聯系也很密切，這些都對學校的科研工作的開展起到大的促進作用。
西電科大報：當時主要的困難就是經費方面的困難嗎？與同時期其它高校相比，西電的長處在哪里？缺陷在哪里？體現在哪些方面？
保錚：作為維持學校日常工作正常運轉。經費方面的困難大一點。如果談到學校的發展，問題就多了。如我們學校的學科面比較窄，我們的老專家也比較少。
以改革開放之初為例。你知道那時候學校的教授、副教授有多少嗎？教授就1位，就是胡征；副教授有15位，還是把我和樊昌信算進去的。我和樊昌信是1977年特批的副教授。我們的專家數量實在是太少，和其他高校不好比。
但是我們有很多年輕的好同志，水平還是不錯的。不過，因為學校過去在理論方面不是很重視，缺少論文。而評職稱時人家要全面看，理論方面必須要有論文，我們的一些教師就是吃了這個虧。譬如，那時博士生導師是全國統一評審，我校在北京評審通過的博士生導師就很少。
西電科大報：是不是那個時候，學校教師做研究、發表論文的風氣不是很濃厚？
保錚：相當淡薄。那時發表論文多一點的團隊，只有肖國鎮他們的團隊。“一肖二王”，他們搞密碼學和信息論，還是搞得不錯的，在外面也是有點名氣的。
我自己發表論文比較早，這跟我的老師畢德顯有關系。畢德顯老師很早就叫我們寫論文，我在1956年的時候，就跟他寫過論文。上世紀六十年代《電子學報》試刊時，畢老師就叫我去投稿。因此，當了系主任之后，我就鼓勵教師要搞科研，要將成果整理成文章發表。
西電科大報：您鼓勵教師寫文章，當時是怎樣認識這個問題的？
保錚：我重視文章是由于文章的重要性。我們搞科研，不查找大量文章和資料、了解國內外動態，行嗎？論文的作用是大家所認同的，將自己研究的成果寫成論文發表是一種貢獻。我主張高校搞科研既要出實際成果，也要出理論成果，理論成果主要表現在發表論文上。為此，我認為學校必須重視科研。
當時我還沒有認識到從事科學研究本來就是研究型大學的任務之一，只是認為，作為一名教師，提高理論水平是很重要的。
我當教師多年，還是比較受學生的歡迎。實際上，我當教師的條件并不好。教師應該口才好，可我說話還有點結巴，我口才不好，板書也寫得不好，這些是我明顯的缺陷。不過學生比較歡迎我，說我講得比較深、比較透、比較活。
一個教師怎么能夠講得比較深一些、比較透一些、比較活一些呢？楊振寧主張要有洞察力。所謂洞察力是什么呢？事物的表面現象通常是比較復雜的，你要能夠從復雜的表面現象看到它的本質，那就叫洞察力。教師要想做到深、透、活，洞察力是必要的，而且要教會學生如何提高洞察力。
另外，有人說一個教師要給人家一杯水，自己得有一桶水。這一桶水是什么呢？我認為有兩個方面：一是實踐。因為我搞的是電子線路，光看書本是不行的，要能夠解決實際問題。我在實驗室工作了3年，實驗和教學時間對半。我的老師畢德顯培養我的動手能力，我自己也體會到這確實很重要。二是理論不能夠只停留在現有的課本上。因為學生是初學，課本的理論不能太深，實際上相關方面的理論要深得多。教師如果也只停留在教科書的水平上，顯然是不夠的。
后來，我就提出來了，作為電子線路課的老師，得有四門基礎。一個是線性網絡，一個是非線性振蕩，再一個是隨機過程，最后是半導體電路（當時主要講電子管電路，半導體電路只是作簡單介紹）。只有這樣子，才有可能把理論教學搞好。我自己是這么想的，也是這么抓的。
“以人為本”在高校的關鍵是建設一支優秀的教師隊伍。學校必須通過一套有效的辦法，把優秀的人才吸引進來。年輕人，只要方向引導正確，他們自己勤于學習，勇于創新，上去還是很快的。
西電科大報：您剛才提到學校的學科面窄，面窄有沒有優勢？
保錚：學科面窄，是我們的缺點，不過盲目擴展是不行的。我認為，我們學校主要應辦出特色來。在電子信息方面，西電有一定的優勢，要致力于優上加優，辦出特色來。
以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學會主辦的學科排名榜來說，我們的幾個優勢學科排得還是比較靠前的，有的還位于前兩名。
在國內的高校里，軍事電子領域我校的優勢還是比較明顯的，我們和有關研究所的聯系很密切，研究所對我校比較信任。
西電科大報：類似的評審在1984年的時候好像也有一次，當時是分片評審的，對嗎？
保錚：有這么回事，我還參加了。不過那次是碩士點的通信與電子系統二級學科的評審，不涉及博士點，因為當時全國的博士點還不多。
1984年的這次碩士點的通信與電子信息學科評審，全國共分為三個片：南方片、北方片和其他片。我是南方片評審組的組長。南方片包括東南大學、上海交通大學、南京郵電學院、華東工學院、解放軍通信工程學院、南京航空航天大學、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高校；北方片主要是北京和東北的高校；剩下的都是其他片，西電就在其他片中。
這次評審的結果是：北方片第一名是清華大學，南方片第一名是東南大學，其他片第一名是西電。
西電科大報：改革開放之初，西電生源質量很好，在西安地區的本科錄取分數線常名列前茅，在全國也不差是嗎？
保錚：是有這樣的情況。不過后來，東部發展越來越快，東西部差距越來越明顯，這樣的情況就少了。
1984年，我剛剛招收博士生的時候，從中國科大、清華、上海交大都有來考我的學生。我們小小的電子所，光從中國科大考來的就有4、5個，現在反而沒有了。為什么呢？我分析原因是：改革開放之初，全國高等教育水平都差不多，東西部差距也不是那么明顯，生源流動性較大；西電在電子學科方面還有點名氣。改革開放多年之后，東西部差距的發展，影響了我國西部高校的發展，好生源不愿意再到經濟相對落后的西部來了。
西電科大報：東西部發展差距還給學校帶來了什么問題？
保錚：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，我們人才流失的很厲害，直到1998年才逐步恢復，可以吸引外面的人才回來，許多優秀的博士畢業生也愿意留校工作了。我認為，現在是我校狠抓教師隊伍建設非常有利的時期。
西電科大報：您怎么看待當前學校師資隊伍建設，以及國家整個的教育氛圍？我校青年教師比例越來越大，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？
保錚：我給學校領導建議說，高校“以人為本”關鍵是建設一支優秀的教師隊伍。學校必須通過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，把優秀的人才吸引進來；當前更要把自己培養的優秀博士生留下來，還要使他們成長好。
當前，國家在經濟方面和外國比較，雖然量是上去了，但我們的質和發達國家是不好比的，在高教、科技方面就差得更遠。
我認為對青年教師要多鼓勵，更要嚴格要求。要他們覺得自己還是很不夠的，要努力上進。客觀上還要有一定的壓力，而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壓力不大。我給年輕教師講，你們評教授我從來未提反對意見，因為學校只能根據全國的大氣候辦事，大氣候是什么樣子，學校只好照樣來做。如果學校來自立標準，非碰的頭破血流不行。
我有的學生畢業才幾年，已評為博士生導師，還不到30歲。在美國有這個可能嗎？這是不可能的。不過我給他說，你就是人家助理教授的水平，應該看到自己的不足，繼續努力向上，這才是最重要的。
一般說法是，25歲到45歲是人生當中精力最旺盛、創造能力最強的黃金時期。年輕人這時還是不成熟的，要抓緊這段時間努力提高自己，敢于創新，爭取做出好的成績。我覺得目前我們學校存在的問題是，不少年輕人上進心不強，教授當上了，已經滿足了。當然有上進心的人還是有的，只是普遍來講情況不太好。這與當前的機制很有關系，缺乏競爭機制，壓力不大。
西電科大報：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學校能夠快速發展，當時的基本經驗是什么？
保錚：首先還是依靠了黨的政策。改革、開放、尊重知識、尊重人才，提高了教師的積極性，學校取得快速發展，我認為這和把教學和科研定為工作中心是分不開的。改革開放初期，教師、學生都是從文革時期過來的，改革開放是一次新的解放，破除了許多壓制知識分子的條條框框，教師和學生的積極性很高，學校普遍發展很快。現在情況不同了，青年人為70后、80后，沒有上述的經歷，實際上要建設現代化的發達國家，任務還很艱巨，要與時俱進做好工作。
西電科大報：您對學校目前發展還有什么建議？
保錚：人才建設方面還是要好好抓。當然學校領導也有領導的難處，比如淘汰制，就很難推行。不過我覺得教師隊伍建設首先要把住進口關，新教師的進人要嚴。
回想上世紀五十年代，學校基礎非常薄弱，不過新進的教師都是從幾所有名高校畢業生中挑選來的，都是那一屆的優秀者。比如，前面說的吳萬春、樊昌信，是北大來的；葉尚輝、謝希仁、汪茂光，是清華大學來的。我們自己學校留下的，也都是班上學習最好的。正因為那個時侯學校堅持這樣做了一段時間，才積蓄了一批人才。他們在后面很長時間里都發揮了很好的作用。
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時候，我們是留不住人的，沒辦法，待遇太低。通常說：事業留人、感情留人、待遇留人。沒有一定的待遇，一個月400塊錢，能把人留住嗎？不過現在不一樣了，現在很多博士生都想留在學校工作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我們就要好好把住進人關。把人才隊伍建設好，現在正是時機。
西電科大報：您剛才提到很多有名教師都來自于別的學校，您是說外來的人優于自己培養的？
保錚：廣開門路，能夠博采眾家之長，那是好事情，不過也不能說本校的不行。我前面提到的那些名教授，他們確實都是從外面來的，不過本校畢業留校的同樣也有很多出色的，早期的有吳大正、張以杰、戴樹蓀、王育民、王新梅、劉增基等，還可以舉出很多。近年來，教育部評選“教學名師”，我校在前三屆里各有一名教授當選，他們都是本校畢業的。所以，不是說自己學校畢業的就一定搞不好，我看還不是這樣。相反，考慮到當前的形勢，外招優秀畢業生很難，選留本校的優秀博士畢業生可能是建設優秀教師隊伍的重要方面。
西電科大報：非常感謝保院士能夠接受我們的采訪，能不能談談您對學校宣傳工作的看法？
保錚：那我就順便提一點意見。我覺得宣傳部要把學校的報紙、電視、網站辦得學術氣味更濃一些。比如我們獲得的國家科技獎勵、幾十個新世紀創新人才，都應該好好宣傳一下。現在我們宣傳的氣氛中，學術味較為淡薄。我看中南大學寄給我的報紙，他們刊登的學術動態的報道很多。他們得了什么獎，有了什么成就，都是彩色的，印的很漂亮。
比如說“全國百優論文”，即便是提名獎，也不簡單。一年全國有好幾萬博士畢業，要幾百個里面才挑一個。提名獎也是百里挑一的。我們都應該好好報道一下。我總覺得，應該營造一個濃郁的學術氛圍，使大家都向上走，現在好像都是在關著門搞。因此我覺得，學術方面的許多好事情把它登出來，能夠對全校教師起到激勵作用。
